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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目晃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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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是羊失踪数个月以前的事了。有一件他送的短裤却珍藏在我,的抽屉里,成为他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显得特别珍重。回想起来,已不仅,仅是短裤而已了,这其中线线网网的,蓄满着我们的无限情谊和深厚交往。

    还是从那天说起。那时活得也很寂寥,我便到羊新开的“焦羊短裤专卖铺"去徜徉一会。见到老朋友来了,羊便高兴地让出一个板凳,转身又去倒一碗香茶。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有些背驼,纵然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境遇所致。他的步态较为艰难,也较为特别,双膝并得很拢,两边的足踝几乎接吻着,要是遇到雨天走泥路,可够他受了。他穿着洗旧的蓝色工作服,长长的衣袖卷了两层,头发有点散乱,却齐齐向后脑勺垂着。他转过身来,脸上似乎浮着谦和的笑容。端着一碗茶,他便在板凳上坐下,然后执意要我尝一尝香茶。一股酒精味在我的五。亩’周围飘荡,我说这是茶还是酒。他说你试试。他说话的样子很神秘。我没有推辞就端起了碗,眯起眼睛喝了一大口,一股很醇的酒顿地涌入我的心田。我问他什么时候已学会喝这东西。

    他很勉强地笑了笑,说这年头只要活着谁都能学会喝酒。他的笑容里有着自嘲和无奈,看得出他一定心事重重。

    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我是从朋友那里打听到羊许多事情的。年前,他因化妆品基金的事和老婆闹了半个月,当厂长的岳父,狗爷,也终于站了出来,站在女儿那方,之后,女儿去人流;离了。平时祥和寡言的羊张终于爽快地说,离就离,男子汉从来没有什么可以犹豫不决的。然而失去,了心爱的人和她肚里的骨肉,羊心情很是颓唐,上了酒楼挥霍了几天,惺惺地度着日子,谁知几天之后又被划为首批下岗职工,沦落为流产阶层了。

    据说,羊下岗还跟一篇马副厂长的发言稿和一桩张副厂长的醉酒有关。

    羊为马副厂长写了一篇发言稿,关于情人节庆祝活动的。马副厂长昏昏沉沉的,拿到稿子就一字不漏地在会上念读着,有一处本来不该读出来,他也得意洋洋地,更大声地读着:“括号,此处稍作停顿,台下可能有人鼓掌,反括号。”出了不少洋相。

    张副厂长也一样,他和马副厂长的英名笼罩着全体单位的人员。特别是和酒这尤物有关。酒差不多成为他们共同的血缘。喝醉的时候,老张常常拖着一张长椅,把它横放在走廊上,然后就肩背挨着墙,躺在椅上呼噜噜地睡了半日,使得单位老小上下班都得从他的长椅下小心翼翼地爬过。更残忍的是,老张还纵容同他一道喝醉的秘书玫瑰也这样干,败坏了不少风气。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到羊的单位去,一进门,一团恶心的酒精味便向我铺天盖地而来,空气里似乎飘满着腐烂鸡蛋的味儿,凭直觉和经验,我知道谁五脏六腑里的酒精又在腐败了。然而横躺在我眼前的除了张副厂长,还有玫小姐。她和老张隔着半尺空气,他们的手却放在彼此的肚脐下,酒精已经把他们处理得安祥。玫小姐的表情却很残忍,蓬乱的头发,青青的脸蛋,过浓的口红把她的嘴唇和鼻子拉成一片,使人想到她刚刚吸过血6老张的嘴和脸蛋也有点红印,似乎挨过几记耳光。他们的身体都平躺在长椅上,任凭午后的阳光把他们打湿。玫小姐一只脚和地面呈直角状地悬着,看上去好象她就要滑下椅子,然而另一只脚却放在比椅子稍高的栏杆上,使得她原本很短的超短裙开放成0。618之花。对面楼的一群少年在欢快地笑着“裙子里,嘻嘻嘻,从来不见她穿裤头。”“裙子里,嘻嘻嘻,玫瑰开了。”直到大人来了,并扛着鞭子,他们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然而也是无益的,大人走了,他们又一窝蜂地到齐了。孩子们就是这样捣蛋,什么新奇的事,他们都想去撩拨一下,即使把他们拴在猪栏里,他们连猪栏也一起扛来。奇怪的是,这样不正常的场面,在单位中也没有引起什么轰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很多怪人怪事在这里上演,这只是其中的一幕。羊是很看不惯这些的。有一次,羊在孩子们的嘻笑声中,爬过老张的椅子下,一根铁钉把他的衣服扯住了,他用力一努,椅子就倏地倒下。老张和椅子像一台中型压路机,笨重地骑在羊的身上。羊挣扎着,终于喊出了一声救命。那时候来了八九个大汉,才好不容易把老张抬起来。羊就这样断了两根肋骨,肛门也被挤了出来,住进医院里去了。单位以“因公受伤,报销医药费”解决了此事,但老张多少还是有点怀恨在心的,见到羊总是很不舒服地把脸转向一边去,而且听说他还纵容他家的小保姆夜里去踩羊的菜地。毕竟他因为这件事掉了四颗假牙啊。

    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

    这时候来了一位顾客,很老的奶奶,脸上密密麻麻着皱纹,像个随便丢在墙角的尿素麻袋。羊匆忙站起来,很礼貌的招呼道:“大娘,你要哪一件,这里货很便宜,拿回去不合身还可以换。"

    “真的可以换?”老奶奶惊奇地问着,脸上堆着微笑。羊按原价卖给了她。我看得出他是极不情愿的。他朝我摇摇头,双目晃晃地:“没有办法,谁叫她是老人家?”

    羊非常地可怜,我一有空便去看他,有时也求几位当官的朋友同去,送点可食的东西,譬如红薯、黄豆、香烟。送东西给一个无权无势的人,朋友们自然有点不情愿,然而也是没有办法的,特别是写报告写讲稿的时候,羊就显得特别有用。羊当然也是不好意思,总是半推半就的,然后就是眼睛晃晃地,什么话也说不起来了。

    也是一个周末的黄昏,太阳如水中月晃晃地挂在西边的山头,上过一天酒楼,过着十二小时共产主义的我和狐醉惺惺地出现在羊的摊点前。他脸色很黄,似乎有些浮肿,看见我们来了,有点措手不及。我说你病了吗,他慌忙摇摇头,说没有,酒喝一瓶尚不成问题。他说话时,眼睛是晃晃的,脸上却装饰着微笑——他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

    “这个月的月底总结你看着办吧。”狐说着很响亮地排出一包香烟和一条金项链,似乎暗示着这回的交易。

    “我要这东西有用吗?”羊愣愣地端详着项链,眼睛仍然晃晃地,似乎告诉我们,他对眼前的一切失去了兴趣。“你想想我用得上它吗?我没有象你那样有女人和情妇。”

    “你拿它到发廊去,一定有用。”狐狰狞着脸说着。

    “你不到发廊坐一坐,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改革开放。”我这样劝羊收下。狐觉得我的话好笑,就抱着肚皮哈哈大笑起来,而那笑声愈大,周围就愈加寂静。我和羊都不说话,他很木然地,甚至还有些俗气,可是态度却十分谨慎和恭敬。这似乎是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我看得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寞,疲惫不堪。很久他嘴角才动了动,说要去广东。然后从内衣袋里掏出一页报纸,指着招工广告说:“就是这,日德莱尔公司,等报名回执寄来再定出发日子。"羊分明感觉琴ij了什么东西,或许是冷漠,或许他从所做的事或被做的事,告诉他这个地方不可久留,确实不可久留。

    羊走了,那最后的一面无时不叩击着我脆弱的心弦。那天我和狐兄去看他的情景又涌现于我的脑海里。他捧着我们送给的牛肉干,蹒跚着,什么话也说不起来,似乎是太激动的缘故。然而他的眼睛并没有因为见到这东西就亮起来,而是很暗淡地,很久他才抬高视线,眼睛晃晃地望着我们。

    “这些东西我恐怕不能收了,"他愣愣地说着“我想我抽不出空了,你要我写的那篇关于揭发你上司腐败堕落的报告,我也不能写了。”

    “怎么这么不爽快?”狐咧着嘴说着“人家给我送礼,我就爽快地办事,从来没象你这么客气的。”

    “狐副局长瞧得起你才来找你。”我慌忙说。

    这时狐放下翘起的二郎腿,立了起来,目光不可一世地向来路扫去,羊见他要走,慌忙拦住他,扶他坐下,眼睛晃晃地低垂着,嘴唇却颤惊惊地动:

    “局长狐兄,我收下!我收下!”羊一边点着头一边望着狐脸上的气候说着。狐的脸色确实令人不放心,如一片混沌的天空,刚才布满乌云,阴沉沉的,现在倒是见了些许阳光;羊像六月的粮农,看着天空晒谷子或收谷子。印象中,这个动作是彬彬有礼的,微笑着,微弯腰,点着头,往后挪去半步末了,羊忽然塞给我一小包东西,外面裹着纸壳。我和狐的手不约而同地动起来,粗鲁地撕开纸壳,一件崭新的内裤从其中露出红红的头颅,使我们惊叹不已,面面相觑。我转身问羊这是何故,然而没有回音。羊已不在我们身边了。他到哪里去呢?他的摊子还在,板凳还温热着“焦羊短裤专卖铺"的牌子还高高地晃着,只是货摊上没有什么货——这时我才想起,昨夜妻子说的话。昨天早上,她见羊的摊点滑稽得很,只有两件内裤,没有人守摊点。羊拎着一个黄色的麻袋在附近的垃圾那里,和几位捡废旧的老奶

    奶争着翻垃圾,他的衣服都叫汗水漉得透湿,腻腻地贴在身上。到了中午,我妻子下班再过那儿的时候,羊慌忙用绳带拴住那个黄的麻袋,然后坐到上面,眼睛晃晃地注视着过往的人群和车辆,用很大的声音对我妻说,广东那边的货还没有来,这里只好摆两件内裤了。倘若真的如此,羊可能去拿货了。可是为什么要把内裤塞给我们?‘

    “我们不能走,必先等羊回来。那狗局长在位一天,我就爽快不起来。”狐很担心地说着。

    我们一直在羊的摊点边徘徊着,谁也不说话。到了黄昏,太阳走了,羊还没有回来。我们来到了羊的单位,他的房门敞开着,然而一位老奶奶从内屋出来,上下地打量着我们,问道:“找谁0阿?"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找焦羊!”老奶奶再上下打量我们一番,指着单位的大门说:“领导早把他和他的东西搬出去了,就在那儿,大门右边那间油毛毡的。”继而她又探了探窗外,望望上下楼道,似乎我们已被特务监视了,然后她更小声地说:“我们都

    可怜他,但没有办法,谁都不敢多说一句,大家都怕下岗,特别是现在,有竞争,这风声一漏,就完了。”

    我们走出羊的单位,围墙外立着一间破陋的房子。在路灯的慷慨照射下,从这一头望过去,可以看到屋里的床铺,可以看到床铺那边的破墙,可以看到破墙那边的小路和远山。房里没有灯,也没有灯光。房子和单位就隔着一堵墙,高高的,新筑的,而且很厚。我们像在瞻仰着伟人的遗像,脸上升起从未有过的庄严。

    “今晚八点半有一趟车去广州。”

    于是我们赶到火车站,徘徊着,一个个地排除着从我们前面晃过的蹒跚的身影。火车扯着呜咽呜咽的汽笛了,我们仍垂头丧气,没有发现任何惊喜的迹象。

    “这家伙要躲开我们,”狐狰狞着脸,抿着嘴说着“要多少钱又不说——我说摆不平那狗局长他不能走。”

    这时候前面晃着一个熟悉的后影:蓬乱的头发,粗砺的衣履,肩上搭着一个稍鼓的被囊。他向车门大步地走着,桔红色的灯光染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苍凉又萧然。我们一致确认那是羊的。于是气高兴地朝那人喊了一声“羊”那人没有反应,仍摇晃着臂膀,更大步地走着;直到接近车厢人口,他才犹豫了一阵,顿地立住了,似乎要做个回头的姿势,然而又沉重地、索性地侧身闪人车厢里去了。

    我和狐肩搭着肩,垂头丧气地回家。我们以十分沮丧的心情,看着空空茫茫的街头和巷子,看着桔红色的街头,出奇地沉默。那晚,我们很破例地,没有去酒楼腐败,没有去发廊堕落。我们似乎正为失去自己的母亲一样忌讳很多的事情。

    羊走了,我想多少和报纸上的那则招工广告有关,而且是日德莱尔公司。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实,譬如:月薪800元,有劳动保险,等等。可是到了今天晚饭,也是九个多月后的一个黄昏,我忽然注意到某报的一则启事:日德莱尔公司所刊的广告无效。

    我木然地瞪着那则广告,之后在屋里横竖地躺着。恍恍惚惚地给窗台上二两盆水仙花浇水。这花是狐送来的。他冒着很大的风险趁局长不在就从办公屋里拿来,然后就放我这里。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它浇水了,千裂的土壤喝到水就嗤嗤地作响,像大地沉重的叹息声。此时我家那条哈叭狗,它训练有素地从妻子的怀中跨过装毛线球的袋子,跃到我的窗台上,摇着尾巴,晃着身子,昵呢地缠着我,望着我很木然的眼,然后又望了望花盆。顿地我意识到,花盆已经溢满着水液。一阵忧郁的风轻轻吹过,水商粼粼地,在我窗台前那盏电压不够的电灯的照射下,熠熠地发着冰冷的光芒,宛如羊那双颤惊惊的眼睛,晃晃地,无声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的生活与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