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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生命中的许多过往，仿佛被定格在关于从前的梦里。暗夜时分，只要静心闭上双目，便可以搭乘岁月的返程列车，穿越一切的距离和时空，去到那个因沉淀了太多太多历史，而令人感到厚重和深刻的城市——南京。在凝着婉约和古朴的幽深小巷里，聆听温情的江南雨轻敲在鹅卵石上发出细碎的声音，呼吸院墙内散发出的茉莉清香，跟随撑着尼龙布小花伞的江南女子，回到那熟悉的亲切的，属于南京的前尘往事中。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南京，街上到处都是“打到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类令人振奋的标语，电影院里开始上演文革中批判的“毒草”电影，书店里也卖起了从前被禁读的世界名著，充满了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气息。但被无数场运动吓怕了的大人们，仍是胆小谨慎地回避着那些政治敏感的话题，吃饭时爸妈用近乎耳语般的语调在说着最近的形势，听起来含含糊糊，隐隐约约的。就这样，爸爸替我夹菜时还不忘叮嘱一句：小孩子家出去别乱说啊。那是一段新旧生活衔接交替的时光，感觉自己有点像在看万花筒，成长的岁月转啊转啊，将一块块各种形状的玻璃碎片不断重新组合成各种好看的图案，这图案就是社会所要营造的新生活。
那时，我们家住在马台街。
一、小巷古井老尼姑
马台街是一条街道的名称，在这条街道上，分布着许许多多内容各异的小巷，南京的小巷，铺就的青石板路面，只要你细心点，就会发现，那些古老的砖块上，还刻着些字呢，字迹早已被岁月侵蚀掉原有的清晰，留给人的只有对远去了的年代想象与神秘。小巷的两边都是高高的围墙，隔段距离才可以看见一扇陈漆驳落的大木门，一推一开时，还会发出“吱——”的声音，悠长而深远，就像老门板历经沧桑后发出的沉重叹息。那些房子大都建于解放前，多是大户人家的宅院被房管所统一分给这个城市的居民住着的，于是，原本独门独户的深宅老院也就变成了不同姓氏的集体组合，而老房子的主人家也住在里边，只不过他们也只能和大家一样按人头分配住一间间的房而非如从前那样拥有整院的屋子。
我们家所在的那条巷子，位于马台街的中间段。巷口，有一间由旧庙改成的粮站，每月大家都拿着户口本和粮证去那领粮票，油票，还有各种副食品票。粮站的后边还有个古井，据说以前庙里的人便是吃这口井的水，那里边的水冬暖夏凉，夏天时会有很多小孩把西瓜用个网兜装着，用根长绳系好了网兜，再放到井里去冰镇。粮站侧面的小屋子，又黑又旧又破，里边住着个老女人，人们都叫她“老尼姑”据说她从前就是属于这个庙里的人，庙里面怎么会有尼姑呢？这个问题我从前倒是未曾去想过，年少的日子里总是漫不经心的，轻飘飘地逝去后，方才发现自己尚有太多的不明白。到了如今，我只好把她想作是庙里的杂工了。或许“老尼姑”并不是个真正的出家人吧，因为她还有一头乌黑的短发。虽然从未见过她对谁大声说过话，但她那满是疤痕的脸，看起来还是有点可怕，通常家里的女人吓不听话的毛孩子，就会说，再吵，再吵把你送给老尼姑。所以，小孩子一般都不敢上前主动和她说话。老尼姑常在古井旁洗衣，洗米，洗菜，城市早就装上了自来水，她却依然格守着从前的习惯，用一根粗黑的橡胶绳系着个上了年岁的木桶，不厌其烦地从井里打水来用。夏夜，她甚至还挨着古井放把竹铺，睡觉。古井，老尼姑，似乎是南京古旧时光里遗落下来的一块背景昏暗的驳落的老式漆皮画。
老尼姑的黑屋子里还住着一个年轻的壮汉，据说是她乡下的侄子。这侄子白天挑着个担子走街窜巷地喊着“磨剪子来砍柴刀”讨生活。晚上回来，与老尼姑守着那盏昏灯就觉着日子难熬。也难怪，正值思春年华的侄子，想的东西也比较特别些的。于是，就有别人就给他带来了一个年轻的乡下女人，虽说是乡下女人，可打扮的花红柳绿，看上也蛮喜庆的。这女人是自由市场帮人卖菜的，来城里时间不长，一心想找个可以嫁的男人，好在城里有个栖身之处。谁曾想到，这老尼姑的黑屋子又破又烂的，比她夜夜睡觉的洗澡堂子还不如，她失望极了，抬脚便想走人，直说要回去了要回去了，其实连她自己都不知该回哪儿去，自由市场那边当天是请了假的，去了也白去，没工钱，澡堂子要夜里没人洗澡了才可以回去睡。可就算是这样，她亦是要离开的了，这破屋子，看来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边厢，眼看着到锅里的鸭子又要飞，老尼姑侄子难过的眼泪水都快掉出来了。老尼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说是迟那时快，就在乡下女人准备迈脚之即，老尼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她居然横下心来，从怀里掏出把结实的铁锁把房门从外边给反锁上了，然后，就独自离开了，任凭那乡下女人在里边又喊又叫又捶又打的。当晚，她住到了一个老姐妹的家里，只剩下那孤男寡女独处一室。次日，她才不急不慌地买了三个人的早点，慢悠悠地打道回府。等她打开门时，那乡下女人竟红着脸叫了她一声：姑妈。
没过多久，那屋子里就有了婴儿的啼哭声。而老尼姑则坐在小黑屋子的门坎上笑了从此，古井旁的老尼姑的洗衣盆里，就多了好些色彩各异的似万国旗般的小孩尿布。这，或许是老尼姑一生中最为幸福最为温暖的时光了。直到有一天，屋子里传出那个乡下女人辱骂老尼姑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句子让好事的妇人听见，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老尼姑的侄子是老尼姑年轻时偷汉生的私生子。也许是为了躲避人们复杂的目光吧，那以后，老尼姑白天就很少出现在古井旁了，她总在夜里端个盆洗东西。月黑风清的某个夜晚，老尼姑就彻底地归了古井，这回，下去的不仅仅是她打水的古旧木桶了，还有她整个人的身子。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上古井打水了，那井也怪，竟然就渐渐地就枯了，不再有水，仿佛它的灵魂亦随那日日相伴的老尼姑去了。
二、桑树老宅毛毛家
顺着小巷拐进来，就到了我们家所在的大院子。院子的整体格局排列的有点类似军队的营房，中间是宽敞的水泥地面过道，两边是红砖外墙的住房，大多为套间，内有客厅和房间，房管所按每家户口上的人头来分配，人多的家庭就住四房一厅或五房一厅，人少的家庭就住在三房一厅或一房一厅。房子都很高，有暗红色油漆的法式百页窗和木门，显得很是气派。
大家住的房子从前都属于院子东头的毛毛家。毛毛家是是独门独院的老宅，面积很大，内有厢房若干间及宽畅明亮的厅堂。老宅门前，有棵不知什么年月种下的桑树。春天，我们喜欢去摘几片桑叶喂蚕；夏天，则会有贪吃的孩子爬上树去摘桑果，将自己吃得肚皮发胀舌头发紫。
老宅子的主人是毛毛爷，解放前是国民党水上警察局局长，只因他的长孙女小名是毛毛，所以被大家叫作毛毛爷。毛毛爷已经很老很老了，不过身材却仍然是高大的，背也挺得很直，爱穿浅灰色的绸缎面料的中式对襟唐衫。他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慢慢地踱来来踱去，边走边用手抚摸着长长的白胡须，微笑地看着每一个疯跑的孩子，显得既安祥又平和。这么一个每天沐浴在阳光下的慈祥老人，与他们家中墙上挂着的相片上那个威风凛凛的拿枪的局长的形象相差太远了。这样的人物想必在文革中是没少挨斗的，然而所有的关于他的过去，就像本尘封了书，故事藏在里边，无缘开启便无从知晓。
毛毛爷去的时候已是八十五岁的高龄了。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家人送葬回来后，就在门前的桑树下放了个烧着火的脸盆，而所有人都要跃过火盆回家。红红的火焰熏出来的烟竟然夹杂着桑树叶子的清香，就有人说，毛毛爷的魂是附在门前的桑树上的，他舍不得他的老宅，不肯离去呢。再后来，就有人看见，半夜里毛毛爷坐在家门口的那棵桑树上摸胡子，这样的话，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我是没亲眼看到过，只记得那会小孩大人一起乱传，越传版本越神奇，听起来令人骨子里都凉飕飕的。
白莹奶奶是毛毛爷的二姨太，而非这家孩子们的亲奶奶，孩子们的亲奶奶去的早，只留下她陪伴着毛毛爷。白莹奶理个解放头，戴付褐色塑料边框眼睛，身上的藏蓝色衣服也都洗得发白了，她不太爱说话，但人挺和气的，总是对邻居们笑笑的，与电影中出现的妖艳的穿着绣花鞋的姨太太们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每天天还没亮她就出去买菜了，因为是和毛毛爷单独烧饭吃的，所以她的菜篮子里多是五香干子，素鸡，芹菜，菊花涝，杨花萝卜等老年人爱吃的素菜。毛毛爷去后，她就抱了只猫来养，等到她也老到行动不便时，照顾她的人就是毛毛妈了。
毛毛妈的父亲是南京城内最有名的中医，她“女承父业”自己也成了名医生。和那个时代的所有职业妇女一样，她用黑色的铁发卡卡住短发，脸上带着疲惫，每日匆匆忙忙地奔跑于上下班的路途中。直到八十年代的中期，她退休了，手中的人造革拎包换成了菜篮子，才看到她的脸上亦有了悠闲自在，不慌不忙的神情。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那个家庭实际上也一直是由她在操持。毛毛爸是个工程师，在文革中受了刺激，据说有点精神病，但我并没见他发作过，只是不怎么说话也不和外界打交道，只有毛毛妈跑进跑出，和邻里你来我往的。遇到院子里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事，她就帮着张罗下，我小时候的许多小病痛，就是由她看好的。她常常于晚饭后到我家小坐一会，与我母亲轻声地说些保健常识，儿女家事之类的话题。也就是从她的谈话中，我知道了毛毛是怎样与她的处长先生相识的。
毛毛的个子很高，人也很漂亮，她先生是个话语不多的男人，总穿着十分刻板的中山装，和她的光鲜时髦截然不同。毛毛做事向来赶潮流，包括在婚姻问题上。在女儿六岁时，毛毛提出了离婚，这可把她先生，那个老实处长给吓坏了。毛毛妈对此事的处理的方法很简单，只是在打了毛毛一个耳光后，说：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可以动不动就吵着要离婚？你不要脸我们家还要脸呢！毛毛在外再怎么风流再怎么胆大，对母亲还是十分畏惧的。日子总算平静了一段时间。
可没过多久，不甘寂寞的毛毛又开始穿着石磨蓝的牛仔裤，戴付蛤蟆镜，涂抹上变色口红，披着大波浪的长发，去和人跳交谊舞了。并且还时常在一些电影里当当小配角过过演员瘾。我看过一次她演的电影，瞬间的一个镜头，她演一个特务头子的姘妇，散着发，叼着烟，喷着烟圈，目光漂浮，颓废，游离。
毛弟是毛毛的弟弟，他小时特顽皮，常带着我们这帮小毛孩子上树捉知了，下河摸小鱼，用弹弓打麻雀。后来，他成了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平常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当他双手脱把，骑着辆凤凰牌自行车从大院里飞身而过时，小孩子们就追在他的身后高喊：毛弟！毛弟！而他则偶尔回眸一笑，以示礼貌，显得既儒雅又骄傲。
毛毛妈对这个儿子管教颇严，主要体现在他找女朋友的事情上。起初，毛弟的女朋友是秀。秀的姐姐因为跑到南边去逃港，在我们院里名声不大好，秀也因此被累及。秀和毛弟是青梅竹马，儿时相伴大了相恋，本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他们的爱情却遭到了毛毛妈的反对，毛弟先是抗争过一阵子，但最终还是因为没有私奔的勇气，而断了这桩母亲看来是不恰当的缘。后来，他娶的妻子，是毛毛妈考察了又考察，各方面都合心意的医生。当时，毛弟已是名法官。然而，世上的事就偏偏这么难以齐美，据说过门后，婆媳相处的一点也不好，毛毛妈为此懊悔不已。有次我回南京出差，顺道去看望她，她还拉着我的手讲：唉，当初毛弟还不如找秀的好啊。秀后来也自学了法律，成了名律师，她倒是不计前嫌地经常买点老年人吃的营养品去看看毛毛妈。
三、白房子琴声美人
位于我们家的斜对面，有栋独立的欧式洋房显得很特别。高高的石台阶，设计精良的白门窗，我们都叫它白房子。白房子宽大的客厅里，靠墙摆放着的那排长沙发上，铺着和窗帘同样风格的垂了长长流苏的淡咖啡色麻质沙发巾。拐角处立着的那盏灯的灯罩，也是相同的布质和款式，整个房间看起来非常的协调和统一。摆在客厅一角的老式钢琴，亦是棕色的，每到圣诞节的夜晚，它就会被弹奏出美妙的圣乐。我最喜欢的就客厅里棕褐色的长条木地板，虽然岁月已磨损掉其原有的光泽和紧密，走在上面还会匡匡作响，但正是因为那种由于木板疏松发出的响声令人陶醉，它让人感到怀旧，闲适和来自遥远的从前的神秘。
白房子的女主人曾经是位很有名望的音乐家，但不幸因病去世了，留下成了年的一儿两女及他们的父亲。这边厢，儿女们沉浸对母亲的缅怀中久久不愿醒来。那边厢，父亲却开始与一戴黑色边框眼镜酷似江青的徐娘半老的女人论起了婚嫁，并且，那个据说是未婚过的女人还有个业已成年的儿子。儿女们实在是不愿父亲迎那个女人及她的儿子进门的，但婚姻法明确规定了是不可以干涉婚姻自主的，所以，天要下雨，爹要娶人，随他的便好了。父亲娶回来的那个女人，很快就适应了白房子里的生活，毕竟，那个年代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住进这么好的房子的。于是，她开始动起了房子产权的心思，因为她还有个亲生儿啊，为娘的总不能白白地让自己的孩子被人叫作“拖油瓶”吧。她每晚便在男人的枕边吹风，父亲的耳朵根向来就软，所以没有多长时间，他就决定将属于自己的那份产权赠予继子了。可这样一来，他自己的儿女们不干了，这白房子是他们亲生母亲留下来的，凭什么要让那女人的儿子占去一部份？他们开始了与继母的正面交锋，在经历第n个回和后，他们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愤怒，把她给轰了出去，当然，同时走掉的还有他们的亲生父亲，毕竟，他现在是她的丈夫。
没有了争吵声的白房子里又如从前那般，响起了优美的琴声。总归是音乐家的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擅长一门乐器，老大吹单簧管，老二拉小提琴，老三弹钢琴。那时，每当黄昏过后，白房子里就会飘荡出与收音机里热播的那些革命乐曲全然不同的旋律，比如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如歌的行板、天鹅湖还有曾经流行于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白房子里的琴声悠扬，一度是院里最为自豪与骄傲的话题，平日里再捉狭的人，谈起这些，亦变得神色正经。美好的时光总是飞一般地行进着，不久后，白房子里的老大就响应国家号召，卷起铺盖到苏北农村插队去了。老二由街道安排，到粮站卖起了面条。老三算是最幸运的，在无线电厂当质检员，这或许跟她长得漂亮有关。白房子里的琴声因为少了大哥的单簧管就单调了一些，随后又没有了钢琴声，原因是三妹恋爱了，到后来，就连二妹的小提琴声也听不见了，同样的，她也恋爱了。
大哥呢，大哥在下乡时也不甘落后地爱上了一位出身不是很好但却十分美丽的姑娘，并且一定要娶她为妻。大哥的婚事，父亲与继母自知没有发言权，但却触动了视他们为亲生孩子的同样是音乐家姨妈们的神经，她们分别从上海和苏州冒雨赶来制止这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当时，大哥恰好回城在家，对于姨妈们的反对，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他，哪里听得进去，竟然表现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高贵的姨妈们气忿地说出再不认他的话就走了。大哥的婚事，两位妹妹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她们照样上她们的班，交她们的男朋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久，回城工作的大哥终于如愿迎得美人归。
美人真是美人，眼睛，鼻子都是欧式作派，非常大气，唇红齿白，呵气如兰，可能也就是那个样子吧，总之是会令人眼前一亮的。大家都称她为院里的“皇后”直到今天，我也再没见过像她那样天生丽质，不施半点脂粉亦可明艳照人的女人。怪不得古代的君王会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做法，女人的美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和资质，所以，也不就难理解大哥为何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姨妈作斗争了。美人姓刘，上有一老妈，背驼得很严重，老太太也是面部线条非常优美清晰的那种，可以看出美人是遗传了她的漂亮基因。据说老太太解放前也是位国民党军官的夫人，生有一子。四九年时，其夫去了台湾，为了生存，她便嫁给一卖菜的，生下一女。卖菜的死了之后，她便与一双儿女相依为命。老太太也是命苦，儿子因恋爱失败后便精神失常了，其间也好过一阵子，甚至还在居委会当了一名干事，但后来不知为何，又旧病复发，最终绝食身亡。幸好她还有个女儿，得以嫁到好人家，成了白房子里的女主人。
老太太总是坐在门前抽烟剥毛豆，日子对她来说就是打发掉时光了，曾经属于她的风光与辉煌以及那些无法对人述说的尴尬与苦难，在她后半生的岁月里变成怎么样的一种记忆啊。她总是在不停地抽着香烟，烟雾弥漫中或许她又看到了从前？没人能真正走进她的内心深处。我和老太太关系一直不错。放假时，我常会坐在她家门口，帮她摘摘菜，听她对我讲起过去的许多事——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惨无人道的鬼子竟然比赛杀小孩的速度——可怜啊，南京城内的护城河水都被染成了红色每次说到这里，她就会忍不住地落泪。然后，就燃一根烟，在沉默中吐一口浓浓的烟雾她还说她的妹夫是国民党某高官的侍卫长，后来被人暗杀了她的叙述通常都是断断续续的，一会儿是国民党时期官场上的明争暗斗，一会儿又是南京贵妇人的奢靡生活，还没等我听明白，她又说到了她的儿子和女儿，女儿的漂亮，儿子的聪明，都是她引以为骄傲的资本。
说这些的时候，她那漂亮的小外孙就在我们跟前跑来跑去的，缠着我给他画一休，我就点点他可爱的光脑门唱道：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我们爱你。那孩子就哈哈大笑，而老太太也在一旁乐呵呵的，只有那样的时刻，她那饱含沧桑的目光里才会流过一丝幸福和慈祥。除了带外孙，老太太还要负责给一大家子的人做饭，因为二妹和三妹那会还没出嫁，都住在家里。
二妹三妹其实在大哥之前都谈了对象，为何还未结婚呢？这里边有段插曲。那二妹虽长得略有些胖，但气质很不错，因在朋友家聚会时，拉了首非常动听的小提琴曲，从而吸引了位高大英俊的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她和那男人相处后，很快就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没想到，三妹这时偏偏节外生枝地和姐姐未婚夫的哥哥好上了，也就是说，俩姐妹同入一家门后，称呼都得改变，从此，姐姐变弟妹，妹妹变嫂子，真够乱的。二妹气得在家里对三妹大吼，你可真够能干的啊，那么多男人，你就偏偏盯上了他家的。三妹也不饶人地说道，对啊对啊，怎么样？我就是要和你抢他们家的男人。二妹情急之下便动了手，她煽了三妹一耳光，三妹亦不示弱，冲上前去与姐姐扭作一团。白房子里响起了哭声骂声闹声叫声。而他们家的老太太却顾自睡下，大哥和美人则带着儿子出去散步去了。这件事情最终以三妹的退出，二妹的顺利成婚而了结。听说三妹的前男友与三妹分手后就去了美国，并且终身未娶。而漂亮的三妹可没有那么痴心和专情，那事没过去多久，她就又有了新男友，等到这两姐妹都出嫁后，对面的白房子里就变得安静了许多。从此，白房子里的琴声，便成了一种回想。
四、大姨话剧我们家
那满屋子的由奶奶老宅运来的晚清时期的古典红木家具，使得我们家在院子有些另类。总有好闲扯的人上门来劝我母亲将这些老家具卖到乡下去，在他们的印象中，只有乡下人才会用这样古老而又笨重的雕花红木大床和挂着老式铜锁的大柜子，八仙桌的。当年，最具时尚元素的家具是高低床，五斗橱，还有带镜子的大衣柜。然而，卖家具的事终因母亲嫌麻烦而作罢。
戴着透明塑料框架眼镜的大姨说，这满屋子的老家具简直就像是个博物馆。唯有大姨是懂得欣赏它们的，也正是因为受了它们的吸引，她常常骑着她的小“凤凰”穿行大半个城市，跑到我们家里来玩。那时，我最盼望的便是大姨的自行车铃声夹杂着她脆生生的笑声响亮于我们家的门前窗外。我喜欢看大姨的样子，肌肤细腻白晰，嘴唇饱满红润，她不像别的女青年，总是喜欢用烧得发热的铁钳将留海与辫稍烫得弯曲，她的齐耳的短发，似乌黑的波浪，泛着舒畅的光泽。
大姨原本是名纺织厂的女工，后因表现出色被推荐上大学，成为最后一批那个年代特有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被分到纺织工业厅，当了机关干部。同龄人中，大姨算得上是个幸运儿了。那时的大姨，尚未有可以结婚的对象，是周围热心“红娘”的焦点人物，她们安排大姨去风光旖丽的公园赴一个又一个的约会。或许是为了充胆，或许是为了少些尴尬，大姨总爱带上个小小的“第三者”——我，去见那些别人介绍的条件优越的或是条件相当的未婚男青年。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那个高个子的留着分头围着蓝灰色围巾着藏蓝中山装的大学老师，比如那个会变小魔术的戴着鸭舌帽着咖啡色灯芯绒拉链衫的叔叔，一个帅气一个神秘，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在大姨面前表现自己，都会争着给我买好吃的，还有色彩各异的气球，只可惜，我没有任何的决定权，不能因为谁给我买的东西更多更好而决定大姨要谁不要谁。
大姨的约会场地除了公园，还有剧院，常常是某个充满期望的人站在大门口，盼着盼着，却看见大姨牵着我的手走了过来，无端端地他们中间就多了个小灯泡。不过，只要节目开始，我的注意力就全到了舞台上。我们看歌剧江姐，话剧等到枫叶红了时、于无声处、撩开你的面纱其中的某些台词，直到今天都还记忆犹新。那是我年少时最丰富的一段时光，脑子里充满了剧中人漂亮的形象，精彩的对白，有些夸张的舞台动作回去后，为了过把瘾，我还常常站在自家的雕花红木大床上，拿蚊帐当大幕，在几个小毛头的配合下，模仿剧中的情节，又唱又跳的，大姨偶尔也会参与进来，客串一把。若干年后的某一天，青春年少的我甚至兴冲冲地跑去报考话剧团，站在偌大的排演厅里，面对众多考官，将自己想象成当年舞台上慷慨激昂的女主角，旁若无人地大声背着大段大段的台词，从初试到复试，竟然也过了不少关，对于从未受过表演训练的我来说，这一切或许完全得益于当年大姨无意中带给我的艺术熏陶吧。
大姨各时期的的同学很多很多，有中学的，亦有大学的，她们散落于南京城的各个角落里，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在家绣着从街道上领来的新疆羊毛地毯的待业青年，有的则是文革后参加高考后被录取的正在就读的大学生她们是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浪漫激情的女人，身上永远散发着单纯而干净的气息，面对时代的变革，她们光洁的面孔上呈现出的一种激昂的神情。南京城温度颇高的阳光，洒在惯于沉寂的古旧院落里，热了的不仅仅是白墙黑瓦的老阁楼，还有大姨和她的同伴们。她们在一起兴奋地说着谁谁谁被平反了，谁谁谁被退还家产了，还有谁谁谁插队回来准备考大学了
在大姨的鼓动下，她的朋友或她朋友的朋友——一群背着黄挎包的男女青年，纷纷来到我们家中，他们当中有在职的职工，亦有刚刚回城的知青，他们都是因为文革而错过了读书考大学的机会，毕竟，像大姨这样的被推荐去读书的人少之又少。他们围坐在古老的八仙桌旁，听我父亲讲课。他们想在父亲的帮助下，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父亲也怀着很高的热情义务带着这些好学上进的学生，母亲为他们端茶递水，那阵子，我们家里是一派欣然的景象，时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渐然进入了八十年代这个全新的时期。热情活泼率性的“工农兵”学员大姨，走进我们家里，带来的总是全新的年轻的积极向上的阳光气息，于是，我们家的那一屋子老式晚清家具，似乎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泽。而我的“工农兵学员”大姨，亦在这忙忙碌碌的日子里收获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她终于在父亲那群“大”学生中遇到了一个她心目中理想的他，虽然他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像江姐里的蒲志高，但却是通过父亲的辅导考入正规大学的堂堂本科生，比大姨的“工农兵学员”的牌子要硬气很多。毕业后，自是大好前途，当然，这是后话。
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也许就少了大姨这样特殊的“工农兵”大学生，如果没有大姨的一场场约会，也许就不会令我对话剧感到热爱，如果没有我们家呢，也许就会少了一些类似姨父“蒲志高”这样的有为青年谁又能说得清呢，这人世间的前因后果，不过，有一点我却是再明白不过的，那就是，我非常怀念那个时代，那个属于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的年代，那个因了大姨而显得活力十足的年代。
五、教授老师旧情人
我们家和隔壁的教授家，共用一个后院。后院里种着无花果树和香椿树，还有缠满了葡萄藤的葡萄架。每到收获时节，教授负责采摘，教授老婆则小心翼翼地扶着梯子，眼睛紧盯着他，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他万一有个闪失。当年的教授，四十开外。之所以年纪不是很大就被评为教授，倒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有多么出色的贡献，而是因为他所学的专业在学院里属冷门。教授身材魁梧，剑眉星目，满面红光，看上去比老婆年轻很多。其实，教授的老婆年轻时长得亦挺好看的，浓眉大眼，颇符合那个时代的美女标准。但她终归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并且，她还比教授大了整整五岁。
都说“女大五，赛老母”果然如此，教授从来不用像其他同时代的中年男知识分子般，下班回家时单车把手上挂着装满菜的网兜，周日在家穿件破了洞的背心对着搓衣板“吭哧吭哧”地洗着一盆子的衣服。教授老婆是不舍得让他干任何家务活的，虽然她一瘸一拐地干起活来看上去很吃力（她幼时因得过小儿麻痹症而跛了左脚）。
跛脚的教授老婆，是一所破庙改成的小学里的民办教师。我就是她的学生，她教我们数学，美术和音乐。体育老师请假了，她就在脖子上挂个铜哨，一瘸一拐地跑来，站在前面教我们做操，发现谁做的不好了，她就朝谁的方向狠狠地吹上一哨子，以示严厉。只会用单手弹风琴的老师，歌声却很美妙。我喜欢在有星星的夜晚，和她的三个孩子一起，围坐在后院的葡萄架下，听她唱“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敬亲人”至今，我仍能清晰地忆起老师唱歌时的面庞，有着月亮般的温柔。当然，我也记得，每逢冬天，就会看见那些精力过剩的男孩子，骑着装满了大白菜的三轮车，吹着口哨一路朝老师家里行进，老师就跟在后面不停地喊，慢点慢点，小心点！他们都是被老师拉来帮忙的学生。唱歌的老师，运白菜的老师，都是教授的老婆，我的老师。
老师家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儿，老三是儿子，儿子属计划外产物，取名三多。三多因为缺钙长成了箩圈腿，最恼火的就是别人喊他“立正”教授回家后，偶尔掏出两张戏票或电影票，但却不是给老师的，他嫌与瘸腿的老婆出门丢面子，所以只带孩子出门。三个孩子中就数大女儿长得最漂亮，教授每次就带她去。老师并不计较教授对她的态度，每次，她都如所有尽心的母亲般，为即将外出的孩子换上新衣裳，还有平日里难得一穿的红皮鞋，再笑盈盈地送丈夫孩子出门。其实，场面看上去也蛮温馨的。
直到有一次，他们的大女儿回来后，从兜里掏出几颗酒心巧克力，在母亲及弟弟妹妹面前卖弄道，每回看电影啊，阿姨都给我买好吃的。话音刚落，只见教授随手就甩给大女儿一巴掌，大女儿被吓哭了，她捂着发烫的脸颊傻愣愣地盯着父亲，她还没搞明白自己为何要挨打，分明是有个阿姨与他们一起看电影的嘛。老师冲上前，将女儿护在身后，眼睛直视着她的丈夫，目光却尖锐，复杂。教授低下头，沉默着离去。老师没有再去追问女儿关于买糖阿姨的事情，但她却明白了，自己之前对于丈夫的某些怀疑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那之后，教授再也没带过大女儿去看电影，而他不在家的日子，亦更多了。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上了独自喝闷酒，她边喝边叹气，流泪。后院采摘果实的日子亦仿佛遥远到上一辈子去了。
大一的那个夏天，我得到一份帮专家抄写和整理资料的假期工作。身着剪裁合体做工精良的西裙和银灰色的高跟皮鞋的专家，弯曲呈波浪的中长发自然地披散在肩。我从没有在生活里见过气质如此高贵的中年女人，我母亲还有我的老师，她们成天在家中忙忙碌碌风风火火，是没有时间在我面前端庄优雅的。专家说话时带笑，不说话时亦带笑，笑起来，眼睛四周就会出现不少可爱的鱼尾纹，仿佛连鱼尾纹亦是笑着的。后来，我们熟悉了，便会在午休时，一起去办公室后面的小山坡上散步。
她总喜欢轻轻地哼唱一些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比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三套车、红梅花儿开、小路歌声轻轻，却流溢出抑止不住的深情与缠绵。终于，在某一天，她对我说出，那些歌都是她在大学里和心爱的人一起唱过的。心上人家庭成份不好，在运动中受尽了磨难。之所以能够读大学皆因为当民办教师的未婚妻的全力相助。他爱她，可却因为要报恩不得不娶了早就订下婚约的未婚妻说这些的时候，我看见了，凝在她眼中的泪。因为喜欢读书，所以我有幸借来她珍藏的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集。翻开书来，却见书中的精彩处有用红笔画的线，还有书写工整的眉批。她告诉我，那都是他留下的字迹，书旧了，纸页亦泛了黄，惟有那上面爱的印记却依然可辨，如同留存在她内心的美好记忆，从未老去。“妻如玉，女如花，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想起来会让人发傻。”这便是她曾经憧憬过的与他一起的生活。贞洁的妻子，美丽的女儿，哪怕食人间烟火，亦可诗意朦胧。可她两个离经叛道的儿子和在中学教物理的丈夫却永远也给不了她这样的生活。我见过他丈夫，一个高瘦的不怎么爱说话的中年人，他最大的爱好便是对着屋里的家具不停地刷漆，并且由于技术不到位，使得所有的家具看上去都像是被他涂上了眼泪。她不说，我也明白，她的家庭生活其实并不幸福。
我被邀去她的朋友聚会，在那个秋天的星期日。在那里，我遇到了他，隔壁家的叔叔——我老师的丈夫——教授。她望着他，暖暖地对我说，你看的那些书，就是叔叔的。后来，我还得知，他们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没有断了来往，只是碍于各自的孩子还未长大成人而不得不维系着各自的家庭。她和他对我都很信任，甚至她还托我回家时带演唱会的票给他。但他们不知道，这种信任却成为我面对老师时的一种负担。
我的瘸腿的老师，她越来越苍老了。生活不知为何要给这个不幸的女人过多的负荷去承受。身为教授的老婆，这么些年来，她除了得到三个令她劳心劳力的孩子，她什么也没得到过。我真的不想用情人这两个字来定义专家，可她偏偏就是教授的旧情人，一直与教授藕断丝连的旧情人。然而，他们的相爱又有什么错呢？要错就错在他们爱错了时间。数年后，专家离婚了，她以为教授亦会离婚的。可教授却没有，因为彼时，他已位居学院的第二把手，离婚，除了让已长大了的孩子们对他众判亲离，还会离他的位置动摇。男人，生命中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他才不会傻到要美人不要权利的地步，更何况，美人已老。
教授的旧情人，默默地去了台湾，在那边，有她身居高位的老父亲为她留下的大笔财产。这一去，她从此与教授不再有任何干系。后院的果树不知什么时候，全都枯竭了。老师，就坐在枯藤下念经，她信了佛。教授还是很少归家，他忙于四处讲课，签名，售书。后来，我亦离开南京，便不再有他们的消息。
六、孤男寡女过家家
过家家，是那个年代院子里小孩常玩的一种游戏，游戏的内容就是模仿大人们过日子。要过日子，首先就得结婚。于是，小女孩头顶一块不知从谁家拿来的红色抹布，在孩子们“呜喱呜喱哇，新娘子到家了”的呼声中被送到了男孩家门前，男孩掀开破抹布，女孩就成了妈妈，男孩自然也就成了爸爸。有了爸爸，妈妈，也就有了兄弟姐妹，大家在一起模拟买菜洗衣做饭抱娃娃，体味着家的乐趣。只是，这样的“家”一到天黑或吃饭时就解散了，所以，被称为“过家家”
院子里有两间紧挨着的单房，住着单身男人“沙和尚”和单身女人伍姑娘。单身男人和女人，也就是孤男寡女，中间又只隔着一堵墙，于是，就刺激了好事者们的想象力。那些想象无非就是想将他们的关系拉扯得近些更近些，最好，再能发生点什么事，才有嚼头。而事实上“沙和尚”也常帮伍姑娘的忙，比如换个煤气啊，安个灯泡啊，过年刷刷房间的白墙啊当然，伍姑娘也会帮他缝缝被子，补补衣服但他们的关系亦仅限于此。“沙和尚”去伍姑娘房里时，门定是敞开着的，他也必定是穿得严严实实的，哪怕是酷暑的天气。伍姑娘就更不用说了，长袖衫的第一粒纽扣总是紧锁住。
“沙和尚”是鞋店的伙记，老南京人。城南还住着他同样单身的老姐姐。老姐姐年纪大约在六七十岁上下，是所中学的退休语文老师，文革中因为不配合“革命”被她的造反派学生拉去剃“阴阳头”游街。她个头不高，人却很精干，冬天时脖子上总是绕着一条蓝黑色的毛线围巾，围巾看上去像是男式的，有些年头了，破了好几个小洞洞，用同色线缝了，但还是能看得出来。老姐姐时常做些好吃的菜，用饭盒装了，坐好几站公共汽车，给他送过来，好让他下老酒。虽是一个人，可“沙和尚”从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简单，他特爱吃老姐姐用姜葱炒的小螺蛳，吮起来的啧啧声一点也不含糊，让人觉得他的日子过得实在是津津有味的。“沙和尚”当然不是真的和尚，只因他的头顶秃得光亮光亮的，四周却是浓密的卷发圈，看上去酷似西游记里的沙僧，故被叫作了“沙和尚”记得那时，我们还专为他那个性十足的头顶编了个顺口溜：中间一个溜冰场，旁边一圈铁丝网。他听到了，也不恼，只是笑着坐在家门口的小凳子上，边抿老酒，边乐道：嘿，还满押韵啊。“沙和尚”最爱看张恨水的小说，那种版本都是他早年收藏起来的，竖字繁体，有时开心了就用南京白话给我们念上一段，抑扬顿挫的语调把大人都给吸引了过去。很多个夏天的夜晚，我们都是背着自家的小椅子，去他门前听他说书说故事。当然，听众当中亦有伍姑娘。
伍姑娘是位中学数学教师。之所以被称作伍姑娘，是因为她虽然头发花白，却仍是独身。伍姑娘原本是位无锡大户人家的小姐，后因在南京求学和工作，也就很少再回家去了。当年的伍姑娘虽青春不再，但偶尔透过一些生活的细节，依旧能看出她从前的风韵和作派——如她“六月六”拿出来挂在院里晒霉的那些华美的旗袍；又如她陈旧的梳妆台上随意放着的一管老牌子的已经风干了的唇膏；再如她手腕上系着的手帕里裹着的玉兰花瓣洒下的一路暗香
她曾经也有过爱人的，那是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个小小公务员，照片上永远荡漾着当年的英俊和年轻。解放前夕，他去了台湾，留给她的只有手上的一枚蓝宝石戒指和一生无尽的等待。她还有许多大大的硬壳日记本，里边据说写满了对他的思念和期盼，看得出她对那个男人的爱很深很深，这么多年孤身一人，独守闺中，不就是盼着有那么一天，他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吗？我去她小屋里玩耍时，总爱摸一摸她从不离手的戒指，听她用一种特别柔美的语调说：以后，等你长大了，也会有的。于是，我就在她这样的话语中滋生出一种渴望，渴望着长成之后的某一天，有个人也会亲手给我戴上一枚充满了爱情的魔戒。
伍姑娘性子特别温顺，与邻居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当大院里的一家子又一家子人，热腾腾地坐在门前开饭时，她就关了房门，一个人在里边吃着简单的饭菜。有时，院子里的人家做了好吃的，就会打发孩子们端一碗给她送去，她老是不太好意思，定要在送回去的空碗里放上几粒水果糖。惟有“沙和尚”送来的东西她是不回礼的，因为她亦常给他做些好吃的送去。他还不时帮她干些修理灯泡，搬煤气之类的活，她亦跑去帮他缝缝被子，钉个钮扣的这一对院子里的孤男寡女，看上去更像是在一起玩“过家家”那时，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在某一天，将伍姑娘的头上，顶着一块红抹布，然后，送她到“沙和尚”的门前，让他们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啊。
七、傻子疯子早点铺
马台街有间专卖早点的铺子，铺子天不亮就开门了。系着白围裙头戴厨师帽的师傅们，有的忙着朝大煤炉里贴烧饼，有的忙着炸油条。这条街的人大多数都到这儿来买早点，所以，队排得很长很长。人多了就热闹，热闹了就会有故事看，这是必然的。我爱看故事，所以我常自高奋勇地要求帮家里买烧饼油条。
这马台街上，有话剧团，地质局，还有建筑学校，都是出文人的地方，因此，文革中被批被斗的，大有人在。我没能亲历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但我从大人们那里听说过不少，比如谁谁谁被头戴高帽脖子上挂个破鞋子游街，谁谁谁从楼上往下跳，却自杀未遂被摔成了瘸子诸如此类的事情，听起来都令人于心不忍，就更别说被批斗的对象了。所以，那些人当中，出几个精神偏差的，真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早点铺里常见到的那个男人，总是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卡叽布中山装，干干净净的，不说话时看不出有啥不正常。但他总是在排队时，忍不住走出来，面对大家，鞠个躬，说：现在，我为大家唱段革命样板戏。接着，便摆好姿势，拉开嗓门，开唱，于是，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等的经典片段就和着烧饼的香味一块出炉了。唱完了，就有人让个位子出来叫他快来买早点。之后，他就会拿起装满烧饼油条的钢筋锅一路顺风小跑着回家。买早点的都是这条街上的老住户，都知道他是建校的老师，文革中因为海外关系被整，曾经三天三夜被关在黑房子里不见任何光亮，出来后满脸呆痴痴的，不说任何话。后来，日子久了，他亦慢慢恢复了些，但终是回不到从前了。这不，买早点时他就要唱戏，唱样板戏。大家都叫他傻子，语气里并非讥笑，反倒有一种怜悯与心痛，他们看他的目光亦是这样，复杂的，欲说还休的。
有一位身穿绿衣的女人，偶尔亦会出现在买早点的铺子里，从我们面前翩然而过，她披散着头发，手上甩着水袖，口里哼着天涯歌女的曲子，声音忽高忽低，婉婉转转，似乎正沉迷在戏里。她是一个女疯子，却没有一点疯子的可怕，倒有一种难见的神韵。据说她曾经是话剧团的著名演员，运动中，被人拉去游街，长发被剃成了阴阳头，脖子上还挂了两只破鞋，从来就是养尊处优的她，终因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疯了，疯了的她还是爱唱爱俏，可是偏离了正常人轨道的她，只会将衣服撕扯成一条条来装扮自己了，带着唯有她才感觉到的美丽，她依然在唱，这一回，她真的是在过着戏一般的人生了。她一直唱到烧饼炉子前，铺子里的师傅递她几块烧饼或是油条，自然，是不收她钱的，她亦没有钱给。师傅们可怜她，便给她一点口粮。她接过来，露出似羞怯的笑，然后，头一低，便轻移莲步离去，直到她的影像在大家的视线里模糊。
那是一个滑稽的年代：一方面历史已成过去，新的事物不断呈现，另一方面总还是有些残留的物质在空气中游离。好像要告诉我们这些未曾经历过的一代，有一些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曾经被打倒的一个个又成了正面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语文课本就是在不断推翻前一个学年所学的东西，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曾经被我们歌颂的曾经被我们所批判的总在不停地变换着位置。好在一切都是顺应着大的潮流在推进，很快就忘却了那些时刻，曾经的痕迹在这个城市被彻底地抹去，只有回顾历史你才会发现它的踪影。
八、馄饨冰棒小吃店
当年，巷口的馄饨摊亦是我常光顾的地方，爸妈的工作总是很忙，忙到没法按时回家给我们做饭菜，于是，我们便在放学之后去吃碗馄饨先充充饥。摊主是个嗓门超大的老妇，大家都喊她“叫鸡子”她也不恼，反倒是将嗓门扯得更大地应着。“叫鸡子”头很高，骨骼很粗大，头发很爆炸，就像她说话的声音，当然，这种爆炸头并不是去理发店烫出来的时髦发型，而是因为太忙欠整理造成的蓬乱。叫鸡子是山东人，小的时候就随家里人逃难来的南京。她起早贪黑地忙碌于馄饨摊，为的是供养一儿一女读大学。“叫鸡子”于儿女，不仅顶起了妇女的半边天，亦顶起了前夫的那一半天。都说她的性格太粗糙，所以男人才会跟别的女人好上的。男人闹桃色故事的时候，叫鸡子经常和他干架，她手拿一把扫帚将男人追得满处乱跑，院子里不少人跑出来看热闹，劝的也有，看笑话的亦有。如此反复n次之后，男人依旧不见悔改，于是，俩人便离了婚。男人是净身出的户，就连那一双儿女亦是坚定地跟在了叫鸡子的身后。单亲家庭的日子不好过，孩子们的吃穿读书处处都要钱，叫鸡子索性横下心来，将在工厂的活辞掉，在家门前开起了馄饨摊，生意竟然越来越红火了。好在儿女都很争气，双双考上了大学，这让叫鸡子卖馄饨的劲头越来越足了。
“叫鸡子”包馄饨的动作迅敏快捷，左手拿着根竹筷朝肉馅碗里一沾，紧接着就朝右手拿着的馄饨皮里一塌，然后右手就那么一握，馄饨就好了，包好了一碗的份儿就朝烧开了的汤锅里丢，片刻功夫，馄饨就可以出锅了。“叫鸡子”的馄饨在当年有着一种极强的“品牌”效应，大人小孩们要么不吃馄饨，要吃肯定就是吃“叫鸡子”的馄饨，只可惜那时的“叫鸡子”没有营销意识，否则注册个商标，再找几个加盟商做大她的生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隔壁的小元子，跟着奶奶过，奶奶宠她，所以她几乎每天都有机会去吃一顿馄饨。奶奶爱卫生，所以叫她端个小钢筋奶锅去装馄饨，她端锅子时的样子最滑稽，边走边紧盯着锅里，两个眼睛的注意力因为过于集中，竟看成了对眼儿。“叫鸡子”的馄饨，大骨汤作底，里边再滚上几根黄豆芽起鲜，小馄饨上面还飘着一层碧绿的葱花，而出锅时“叫鸡子”顺手加上的那一小块凝脂状的鸭油正在热汤里渐渐散开，那个香啊一个穿着白色的确凉短袖衬衫的胖胖老妇，总是在盛夏的午后出现在我们大院里。如果你看过电影黑三角，就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吧，对，她就是那个样子，三角眼，满脸的横肉，令人想到门洞后边的那双眼睛。院子里的小四是红小兵，警惕性很强，她总怀疑那个老太太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于是便提醒我们不要去买老妇的冰棒，小心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中了她的圈套。小四所说的圈套便是在冰棒里投毒或是下迷魂药之类的，小人书上的特务经常就干这样的勾当。我们当时听了，亦觉得小四很有道理。可老妇的声音，叫卖冰棒的声音，实在是太具诱惑力了。无论谁家的孩子，只要听见那声音，都会兴奋地拿上几钢崩儿，跑出来，追着胖胖老妇的自行车大叫大喊，哎——买冰棒——阿有绿豆的？阿有奶油的啊？于是，老妇便停下那辆二八型男式自行车，打开车后架上泡沫箱，掀开箱里的棉被，棉被里躺着各色的冰棒——我们儿时消暑的最佳食品。后来，除了满嘴甜蜜的回味，谁也没有因为吃冰棒而感觉到任何不妥。于是，大家便放心大胆地追着老妇买冰棒，其中亦包括小四。
吃完冰棒后，我们还会将冰棒棍子洗干净后晾干了攒起来，留着玩游戏，不仅如此，就连冰棒纸也一度成为过我们的藏品。物质生活的不丰富却养成了我们对于事物的珍惜，这不能不说是另外一种收获，一种品格养成的收获。再后来，老太太的箱子里就出现了奶油冰砖，冰砖比冰棒好吃多了，就像是冰冻的奶糕，吃一口，甜美好半天，有的小孩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就慢慢地舔，却未曾想到融化了的甜牛奶水顺着手背一直流下来，粘粘的，好不清爽。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往家里冰箱放甜筒雪糕时，才猛然想起，那个卖冰棒的老太太，已经很久很久不见了，她究竟从哪里来的，又去到了哪儿，谁也搞不清楚，而她身上究竟又深藏着怎么样的故事，更是无人无从知晓了
从马台街去山西路，只需穿过溪流湾公园。山西路有家叫作“小苏州”的糕饼店，里边经常会卖一些新烤出的桃酥饼，桃酥饼很香很脆，有椒盐味的，亦有葱油或是奶油味的，冬天或是下雨的寒冷时节，我最最盼望的就是放学回家后，能喝上一杯妈妈冲的红糖水，再吃几块她在“小苏州”买回来的那些桃酥饼。若干年后，桃酥饼在我的记忆里，回想起来，便成为一种年少时的温暖。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我们就会被爸妈领着上街逛商场，看电影。电影散场后，我们便去一家西餐厅吃点心。那个年代的西餐厅显得不伦不类的，店内的服务员一律戴着白色圆帽子，穿白色的褂子，胸前的口袋上还写着行鲜红的油漆字：为人民服务。她们的态度都很傲慢，除了收钱，吼那些抢位子的客人，她们是绝不会为你端茶递水的，所有的食物都要自己拿着个牌子去厨房的窗台处取。更没有餐牌拿来给你点，所有的品种都写在了收钱台子上面的黑板上，看清楚了就交钱换牌子。我通常会要一杯加了冰的菠箩汁，再加一块面上挤了红花绿叶的奶油蛋糕。南京当年很少见得到新鲜的菠箩，所以能喝上菠箩汁亦是件美妙不过的事情。爸妈喝的咖啡和牛奶兑了好多水，味道淡淡的，权当解渴得了。没有舒缓的音乐没有暧昧的烛光，只有站在你身旁等着位子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女人抱怨男人不早点出门，男人在责骂小孩起床时拖拖拉拉，小孩就委屈地张开口大哭，那哭声也和餐厅的热闹一样是毫无掩饰的。这就是南京西餐厅某段时光里的场景，喧哗中带着浓郁的都市人情味。
若干年后，走在南京的繁华路段，却发现再也找不到我从前的欢快，那些可爱的小吃店，都被许多摩登都市相似的高楼取而代之了，广场，名店，欧式快餐厅我从中再也找不到了曾经的最爱。我就像个再也找不到方向的迷途者，流浪在曾属于我自己的城市中。
end：男人女人南京城
南京的女人是优秀的女人，她们清秀，朴实，大方，善良，贤惠。院子里的女主人们个个都能烧出漂亮可口的菜，放学时走过小巷总能闻到各家飘出的香气，我们往往就从那味道中判断一下谁家在做什么好吃的。走出家门，她们打扮得都很得体，一举一动中都透着良好的教养，属于南京这个城市人的教养。当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作小布尔乔亚的时候，就常看见身边的南京女人们，在铺了白色钩花桌布的餐桌上摆上一个漂亮的玻璃花瓶，里边经常插着红红的枫叶，黄黄的野菊花，而她们则随意地披件浅色的开丝米外套，坐在靠窗的藤椅上，为家人织着毛衣，而此刻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催人泪下的广播剧，空气里满是煽情的元素，她们时而笑时而叹时而蹙眉时而就红了红眼圈。南京，因了这些小布尔乔亚的女人而变得格外感性和细腻，这些年来，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一眼看出谁是真正的南京女人，那种沁到了骨子里的含蓄，宁静，优雅和浅浅的感伤不是哪个地方的女人都会有的。
南京的男人是宽容的幽默的开明的，他们最爱讲笑话，再难的事到了他们那里，一句：还搞的不得了。就轻松地带了过去，困难是要解决的，办法是要想出来的，但心情不能不好的，快乐似乎永远伴随着他们，院子里的窗口时常传出北方男人般豪爽的笑声，那便是南京男人的笑。或许是因为南京所处位置的特殊性，他们既有江南男人的细致和体贴，又有北方汉子的爽朗与明快，这使得他们身上集合了南北男人的优点，行为上是绅士作派，而胸怀却又是海阔天空的，他们穿着洁白的衬衫，带着洁净的气息从我的身边经过，让我嗅到了来自阳光的味道。
南京这个城市经受过太多太多的风雨，岁月在时光中雕刻着历史，灿烂的，辉煌的，悲壮的，风雅的最后都回归于平静，有如大海的潮起潮落，月亮的阴晴圆缺，可无论怎么样的变幻，都不可以停下脚步驻足，这就是生活啊，这就是南京人一代代走过的历程。站在南京高高的护城墙上，可以看到下面化作点点星星的车来人往，空旷中风呼呼在作响，分明是旧时军旗金戈穿过所有的时空，在唱着那首古老的战歌。而我和我的伙伴们，曾经就这样去感受着我们最最亲爱的南京，感受着不管世界怎么样沸腾，依旧从容淡然的南京。从前的岁月在空间上虽然已经流逝，但那些属于南京的前尘往事，往事前尘，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一段无法褪色的鲜明记忆，成为一种不可磨损的生命经典，成为沉甸甸的装在心底的永恒爱情，成为娓娓道来时最为动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