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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明亮的眼神,所感知的也是很有限

    1

    四月十四日,我再次晕倒床边。醒来时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还亮着,但已经开始发黑。唱片散了一地,大概是身体倒下来时撞翻的。看了日历,在这一天的日历纸上画了一个问号,问号下面再画两把叉。我用这个标记记下我发生这种晕厥的日期,看看在这一年的日历本上,已经有三个这样的标记,另两次分别出现在一月和二月。

    这是一种奇怪的病。但我丝毫找不到它为何出现在我身上的理由,我很正常的生活,既没节制饮食也没营养过剩,除了白天睡觉晚上上班,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这种奇怪的病还是找上了我,无任何征兆的就失去知觉。起先的时候还只是眼前出现一片模糊的现象,在大概一两分钟内看不清伸在面前的手指。这种现象在十九岁那年高考过后第一次出现。在卫生间里淋浴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看不见东西,就像有人恶作剧般关了电灯开关一样,只能听到水在头顶轰轰流下,使劲晃动自己的手指,好一会才看清楚:这是二!那个时候很害怕自己会失明,想到有可能变成永远变成见不到光明的人,对我来说是多么令人悲伤和恐怖的事。

    可是这种悲伤和恐怖我从不敢对家人说起,特别是母亲。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陷入在自己难以承受的伤感中。人到中年却突然遭逢下岗,从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变成呆在家里无事可做,这种转变是她不能接受的。母亲既不会打牌,电视也少看,现在便只有整天把心思花在打毛衣上,把我和弟弟的毛衣从衣柜里翻出来,打了又拆、拆了又打。每次看着她坐在椅子上沉默的圈毛线的样子,很心酸。

    顺便说说我的家庭。

    一位母亲,两位父亲,我,还有弟弟。我八岁那年,我的生父在一个喝醉了酒的夜晚开着卡车滑下了山崖,没有抢救过来。一年之后弟弟跟着现在的父亲来到这个家。我现在的父亲是一所中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每天面对的只是安静的读者,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的话一向就很少。每天回到家里,他只是看报纸、抽烟,有时关切一下我们的学习。但从来不曾对我动怒,如果遇上我犯了事,他一句话不说,在旁边不停地抽烟,吐出一个一个无可奈何的烟圈。在日常的生活里,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很少称呼他为父亲。印象中有一次,当我得知自己考上了高中的时候,兴奋的叫了他一声爸爸。那天晚上他就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了饭店吃烤鸭。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现在的父亲更多的是尊重,亲切不起来。他是一个沉默坚韧的男人,这是我之后对他的评价。

    弟弟比我小五岁,听话,学习认真,我们经常像亲兄弟一样在一起打打闹闹。邻居们都说我们长得很像,都是大大的眼睛,挺拔的鼻梁,好像天生就是亲人一般。

    然而很多东西不能只看外表,再明亮的眼神,所感知的也是很有限,或许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只有自己知道。我有很多自己也不能明白的事一直不想对任何人说起。

    回到四月十四日。

    收拾好地上的唱片,我拨了号码给卡打电话。其实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是总觉得非说不可。

    “四月十四日,”记下了标记,我给卡打电话。“我今天又晕了一回。”

    “没事吧,你?”卡关切的问过来。

    “没事,醒来了,不然怎么给你打电话”

    “要不要我过来看看?”

    “算了,就在电话里聊吧。”

    “你真的没事?”

    “有事你来了也不管用吧。”

    “倒也是。”

    “确实是。”

    “再见。”

    “嗯,再见。”

    放下电话,看到窗外的天完全黑上来了,我又要开始工作。

    2

    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两年零七个月,第二个春节我回了一次家,悄悄回去的。没有谁会觉得惊喜或是意外,他们更多的以为,我迟早要回家来。

    我沿着当时出来的路回家,当初离家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年高考之后,分数线公布下来,我十拿九稳的考上了一所普通的公立大学。学校在一个极不情愿去的地方,我对它的失望从踏进校门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息过。在学校里开始被无聊的课程左右,满篇不切实际的“辨证”与“论”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未来要与这些东西扯上关系。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人过着平凡安稳的生活,从没想过要变成什么哲学家。我天生甘于平凡。

    一年之后,同一个班的人中开始有人男欢女爱,有人徒装潇洒、有人卖弄深沉,更多的人则无所事事像游魂一样随处浮离。这时候我故意犯下了一个严重致退学的错误,从而了无牵挂的走出了校门。

    记得那一刻的天有些刺眼,要是阴天或者下雨多好。但可惜不是。

    我一个人回到了家,想着我的阴天和雨天。家里一片惊愕,即而沉默,沉默之后便是如同凝固般的忧伤。母亲流眼泪,父亲一支接一支的抽烟,眼睛火红,弟弟在阳台上拍篮球,拍了几下之后放下球一脸不解的坐进来。

    “怎么好端端的大学不上呢?”父亲问。

    “对那边不满意。”我说。

    “别人考几次都考不上,你怎么唉”母亲叹息。

    我无言以对。

    弟弟看着我好像也有话要说,但最后他没开口。弟弟已经开始上高中,现在的他也懂得了说话前的察言观色。他的成绩一直不比我差,将来很有可能考上好一所的大学,或许他才能当得上这个家的希望。我知道我不是。

    后来的决定是,我外出去找一份工作。学校是不可能再去念了,如果有心的话再考个自学考试,这是我做出的唯一能让家人接受的选择。

    家里给了两千块钱,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后的事。

    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火车顺着纬度方向往东行驶把我带到了这里。行车途中一直在听音乐,反反复复的听,不厌其烦,物是人非,直到随身听的电池用尽。那首孽子的配乐主题曲问一直在耳边低吟。

    问?

    背叛还是逃亡。

    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让我想起很多东西。母亲的眼泪,父亲沉默的烟,弟弟的脸。

    3

    在这里遇到卡是没想到的事。就像我一开始也没有打算到这里来,而是准备去另一个更远的城市。火车在这个站台停靠时我下来买面包和矿泉水,返回时被工作人员拦着要查票,票在身上没找到。这时火车开动了。

    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交房租,都不好意思面对房东老太太那张藏着愠色的脸。这个夜里,我来到路边的大排档,想熬到晚上十点以后再回去,那时候老太太应该已经睡了。

    我好一会都没找到位置。大排档的人很多,人挤着人。

    “坐这里!”一个青年向我招呼,他自我介绍。

    “我叫卡,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桑。”我说。

    “怎么叫这个名字,挺奇怪的。”

    “你不也一样,父母取的,自己也管不了。”

    “倒也是。”叫卡的青年把他的包挪开让我在旁边坐下。

    估计没错的话,卡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他着装不俗,清一色的名牌,有钱人的样子;但又不像学生,他染着褐色的头发,手上有刺青。可不知怎么却给人亲切的感觉。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你是外地人吧?”卡问我。

    “何以见得?口音吗?”我说。

    “不,当然口音也是一点原因,但主要是眼神。”

    “眼神?”我不解。

    “眼神不像本地人,刚才你找坐位时我就看出来了。”卡说“你的眼神里没有着落。”

    真的吗?

    我一直都在很小心的隐藏,没想到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就让自己暴光。

    这时我要的面条端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素面。

    “就吃这个?”卡说“没钱用了?”

    我低头吃面不做声,不想回答他。这半年来家里给的两千块只剩下八百,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还欠着房租和水电费。我确实是没钱了。

    “服务员,来两罐啤酒。”卡向服务员招手。

    “我不喝酒的。”

    “没关系,我这有几个小菜还不错,就当交个朋友吧。”

    那餐饭后,我和卡成了朋友。

    随之而来的是我的经济问题也得到解决。在得知我喜欢音乐而且还没有找到工作后,卡给了我一张名片。我按着名片所指来到一家夜总会,经理做了一个简单的面试,我便成了那里的一名dj。每个晚上当我上班的时候,戴上耳麦,在各种旋律交织的时间与空间里,看着人们在里面喝酒、谈笑、扭着屁股跳舞。我拿一个月两千块的工资。

    4

    夜总会里有个唱歌的女孩叫莎莎,谈不上很漂亮,但给人的感觉很纯净。她常常在表演台上对着麦克风唱王菲和邓丽君的歌。“我只爱陌生人oh,我只爱陌生人”

    在头几个月里我和莎莎不是很熟,几乎没讲过话,见面时也是相互一笑算是打招呼。在我看来她应该是当地某所艺术学校的学生,课余来夜总会兼职唱歌。而对于在校的学生,我总是不那么与之谈得来。

    那一天晚上,我在夜总会把一首叫做水蓝色幻想的曲子一连播了三遍。那是一首节奏相当慢而舒缓的曲子。第一遍播放时,习惯了激昂节奏的客人们纷纷对这突如其来的慢节奏表示不满,他们不知道在这样的曲调里怎样摆动自己的胳膊,有人吹起了口哨;我没管,继续放音乐。一曲结束后,沉默的大厅里竟然喝起彩来。有人要求放第二遍,我就放了第二遍。第二遍放完后,又要求再放一遍,我调好音响,第三遍开始。

    这时一杯果汁放在我面前,莎莎就站在旁边。

    “真的不错。”她笑着说。

    “我?还是这音乐?”我拿过果汁喝起来。

    “都是,都挺好的,”她继续笑“真的,不骗你。”

    是吗。呵呵。两个人看着对方只是笑。

    后来的交谈中我知道了莎莎的身世。她并不是什么来打零工的学生,她从农村来的,家里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为了养家,她高中毕业就出来唱歌挣钱。

    “家里很穷,不那样的话弟妹的学费都交不起。”莎莎说。

    “你真是个好姐姐。”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被莎莎感动了。同时,一丝好感也莫名在心里浮起。

    半个月后,我开始和莎莎正式交往。每个周末她都会来我的住处,为我洗衣服、拖地、整理床被。虽然这些事情我自己也能做得很好,但是在莎莎面前,我竟然不知怎么去拒绝。

    卡也常常来我的房子里玩,带来两罐啤酒和一些酒店的外卖小吃。我们常常就这样喝着酒看着电视玩通宵。卡的身上有一种很张扬的快乐。这种快乐很容易感染到我和莎莎,我小小的房间里笑声不断。

    卡和我都很喜欢到河边去玩,有时我们三个人坐在这个城市的一条河堤上。莎莎做裁判,我和卡比赛打水漂,扁平的小石子从手中迅速滑出,在水面上欢快轻盈的跳跃。石子划破水面,激起细小的波浪。那个时候的欢乐时光似乎也在这些波浪间跳跃着,以它特有的方式向前流淌。

    5

    其实对于河的喜爱是从我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的。家乡的那个城市也有一条这样的河,河水清澈干净。河边也留下了许多我和弟弟的影子,我们在这条河里学会了游泳,一起捉河虾,夏日的傍晚来这边的河堤上坐着乘凉,听收音机里的音乐和新闻。在这个小小的城市中,这条河的两岸成了人们打发时间的常来之处。

    我春节的那一次回家,没有看到弟弟。父亲的眼睛又红又肿,那是劳神过度的结果。听父亲说,弟弟自从上了高中后人就变了,不专心功课,还经常逃学,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孩子混在一起,十足像个风流少爷。母亲又在叹息。我已经这样让她伤心,没想到弟弟也如此。

    一拍桌子。“我去找他!”

    我来到河边,弟弟果然在那里。还有两三个女孩子围着他,捏他的头发扯他的耳朵。他对她们有说有笑。

    我走过去,在弟弟惊诧的眼神中给了他一巴掌。

    “混蛋!”我一声吼,那几个女孩吓着跑掉了。

    “哥,是你。”弟弟捂着脸。

    “怎么不去上课,不管学习,你这样怎么考大学!”

    “我,我没有。”弟弟说。

    “你以为我是瞎子啊?快给我回家去。”我把他拉过来,弟弟蛮横的甩开了。

    “我不要你管!”

    啪!他的左脸上又多了几道指印。

    夕阳已经挂在天边,这冬日里的阳光难以给人温暖,如果有,也只是温暖的错觉。

    我和弟弟坐在河边,两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我抱膝坐着,看着从河面流过去的水沉默不语。

    “哥,是我不好。”弟弟拉我的手“回家吧。”

    起身的时候胸口还是一阵疼,疼得我直皱眉。

    刚才和弟弟打了一架。印象中我们是第一次闹到这个程度。刚才我拉他回家,他甩开我的手说不要我管,我又给了他一巴掌。弟弟抬起胳膊在我胸口猛的一拳,他的力气很大,我硬生生的疼。我们扭打在一起,滚到地上,滚得满身泥土。

    “你不要脸,小小年纪就知道和女孩子鬼混!”我按住他,喘着气,手举得很高。

    “你才是!我都看了你的日记,你自己在上面写了什么”弟弟大叫起来。

    突然间,我像触电了一样全身没了力气。手僵硬的放下来,坐在旁边。一种忽然涌起的心酸让我掉眼泪。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比我小五岁的男生面前哭,而且他是我一直疼爱的弟弟。

    我的日记本在离家的时候忘了带走,就放在书桌的抽屉里。里面记录了我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事,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居然是失控般喜欢我的数学老师。他是大学毕业几年调过来的,课上得很好,把枯燥无味的数学讲得生动有趣,就像听一个个故事。为此我努力学习数学,在那年的高考中,我的数学成绩居然得了单科全校第一。然而他最后又调走了,不久就听说他结了婚。那天是高考的前三天,我逃学在河边打了一个下午的水漂

    “哥,是我不好,回家吧。”

    弟弟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路上沉闷的向家里走去。

    春节一过完我就动身离开了。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候弟弟还抓着我的行李包不放。

    “给我啦,火车要开了。”我抢过包,转身走进车厢,背后听到弟弟似有似无的说了声对不起。我没有回头。看着弟弟的脸一个车窗一个车窗的向后晃过去,那一刻我真想跳下车来不再走。

    6

    我的二十二岁生日是卡陪我过的。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开着电视机,卡带来了他的啤酒,还买了一个生日蛋糕。我们自己做了几个还能吃的菜,坐在地板上看着电视喝啤酒。莎莎没有来。她也许记得我的生日,但她不会来。

    一个多月前,夜总会的经理找我聊天。

    “想和你谈谈莎莎的事。”他说。

    “怎么了?她出了什么事?”我注意到莎莎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来唱歌,也找不到人,不禁紧张起来。

    “不是,她没事,她很好。”经理说“只是有个事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点点头。

    经理告诉我,莎莎现在已经不会来这里唱歌了。几个星期前,她和一个很有钱的外地老板订了婚。那个老板是这家夜总会的股东之一,那天他看到莎莎唱歌,不久就喜欢上了她。他们准备在半年后结婚。

    经理说:“我知道你们是那样的朋友,可是我希望你能接受这样的事实。莎莎她十几岁就出来唱歌,挣的钱一半要往家里寄,她是在为弟妹们赚学费说真的,这孩子是很可怜的。”

    “我明白。”我说。

    那天晚上,一辆银色的凌志停在夜总会的门口。我和经理出来接待。那位老板牵着莎莎的手从车里出来,她穿着一身价格不菲的衣裙。老板和经理进去后,她留了下来。

    “对不起。其实我”她说。

    “我明白。”我说。

    我们拥抱了十秒钟。十秒钟之后,那个华丽的背影消失在蓝色的玻璃大门里。

    现在只有卡陪我喝啤酒。

    “干杯,生日快乐。”他说。

    “干杯。”我举杯相迎。

    卡喝多了,醉醉的摇头晃脑。我注意到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

    “喜欢你!”卡说。

    “你喝多了。”

    “真的。从见到你开始。”他叫起来,那样子很恐怖。卡扑了过来,我挣扎开,我的力气没他大,被他按倒在地上。卡喘着粗气,红着脸。那带着酒精味道的呼吸喷过来。我丧失了所有的语言。

    空气一下子变得沉静。只有我手上那只卡送的西铁城表在发出一阵又一阵钝痛的滴答声。

    7

    四月十四日那次晕倒后,我去医院检查了这个病。医生说这是地中海贫血症。地中海?我连长江以北都没有去过,不知怎么会患上这种带有外国色彩的病。

    卡在得知我的病情后,总是时不时打来电话问这问那。但自从那天晚上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我的房子。卡一直想过来找我聊天,我都以要上班为借口回绝了他。可是有时候在下班回来时,我房间的门外会放着一些水果和各种补血的药品,那是卡送的。晚上起来拉开窗帘看窗外,卡的吉普车停在路边,旁边有个抽烟的人影,那是卡。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辛苦的逃出一片荒漠,到头来还是再次被卷入泥沼。我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从没想过要像那些虔诚的老太太般相信佛经轮回、转世宿命。可是现在这一切就像导好的的戏一样,我和卡,还有莎莎,还有我的弟弟,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们都只不过是在里面演戏的人。

    8

    了解卡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过去我不止一次问过他“你是做什么的?”卡总是一笑了之,从不回答。他不用上学,也不用上班,却似乎有花不完的钱,他有一辆三菱吉普,常常载着我和莎莎一起去郊外的农场兜风、烧烤。有一次我们玩闹,把他那件gucci衬衫弄成了沾满油污的画布。卡轻描淡写的笑了笑,那笑容如同晴朗的天空。

    我在一个没有上班的夜晚叫了卡出来吃饭。他兴奋的跑出来,我们约在那家第一次见面的大排档。

    “说说你的事吧。”我对卡说。

    他好像没听见一样装着低下头喝啤酒。

    “怎么,不肯啊。那以后就再不跟你喝酒了。”我故意吓他。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嗯总之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都这么熟的朋友了。”我说。

    “哎呀,你好烦啊,到时候就会知道了啦。”卡摇起头来。

    “什么时候,怕是你死了的时候吧。”我开玩笑。

    “怎么讲?”

    “人之将尽,其言也善。不是吗?”

    “鬼扯!”

    没想到两个星期后我这句玩笑竟变成了事实。

    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要我去做一个协作调查。他们在卡的手机里查到了我的电话。两天前,这里的大小报纸都以头条新闻报道了一起凶杀案,据说是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场内讧,死伤的人都有。在那条河里还发现了一个人的尸体。

    我没想到那居然是卡。

    在做调查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卡原来是当地一个黑社会组织中的少爷,这个组织的头目是他哥哥。他们在一年年的发展中,势力越来越大,控制了当地的各大小酒吧、夜总会等娱乐场所。他们倒卖盗版,走私,卖k粉和摇头丸。但是在不久前起了内乱,一部分人想推倒卡的哥哥重立新的头目,结果两伙人进行械斗。卡被砍死,抛尸入河。

    我问警察:“我可以看看他吗?”

    警察问我:“你是他什么人?”

    我想了一会,说:“朋友。”

    “不行。朋友不行,只有亲属才可以。”这句话异常的冷。

    回到那条河边。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买了两罐啤酒。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去买酒,以前都是卡带过来的。我自己打开一罐,我喝酒。河水平静而有序地流过,它什么事也没发生。但也许有那一个时候,这青绿的水曾被染成了另一种颜色,啤酒的颜色。卡喝过很多的啤酒。

    想到这里,我又打开另一罐啤酒。往河里扔去。“卡,好好喝酒!”

    几乎是在失声哀号,但终究没有掉出眼泪来。

    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头拦住我,说我刚才往河里扔垃圾,要罚款五元。

    “给你!”我扔了一张五十元给他,转身离开。

    终于哭出来了。泪如雨下。

    9(尾声)

    这个故事也许应该要有个结局。但一切都还没到来时,以任何一种方式收尾的可能都有。

    我想到了两种。

    其一:

    夜总会的经理找到我,问我是否还愿意在这里继续做下去。我说怎么了。他说其实一开始我的工资只有一千块,另一千是卡出的钱,托他给我加进来的。

    他问我是否还在这里做下去,每个月只有一千的工资。

    “当然!”我想也没想,我说。

    其二:

    接到母亲的电话。

    她在电话中说弟弟又变了,变得听话了,不再逃学,也没有和女孩四处鬼混。现在弟弟的成绩很好,考上一所好的大学不是问题。

    母亲还说,因为我每个月给家里寄了不少钱,她把这些钱存起来,现在也是一大笔了,加上亲戚朋友的资助。她与别人合伙开了一家杂货店,每天忙里忙外,父亲下了班也常来帮忙。

    她说:“一切都好了。”

    我在心里重复。

    一切都好了